• 十万进士"十万进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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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

          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

          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

          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

          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

          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

          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

          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

          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

          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

          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

          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年的一份奏

          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

          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

          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

          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

          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

          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

          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

          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

          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

          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

          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

          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

          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

          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

          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

          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

          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

          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

          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

          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

          ,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

          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

          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

          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

          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

          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

          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

          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

          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

          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

          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

          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

          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

          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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